活动回顾︱戴锦华 × 周奇墨 × 班宇 × 贾行家：对抗绝望的思想

从 2018 年到 2023 年的五年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节点。

五年前，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冬泳》，五年后，随着《逍遥游》《缓步》等新作的推出，班宇的创作维度更加丰富，这混沌的五年对于班宇而言，因为文学而有了清晰的刻度；同样是在五年前，脱口秀演员周奇墨还在北京，每天骑小蓝车从南城到演出场地，被朋友们称为“蓝调大师”；教授戴锦华刚刚开始收敛起自己的怀疑论，决心振作起来，接纳这个世界全新的可能性，却很快失去了生活最基本的系数，“明天住哪里，取决于你的邻居”；对于作家贾行家而言，即使东躲西藏的状态好像已经结束，昏沉的氛围仍未消散，如何厘清自己的精神状态，仍然是最新的课题。

于是在刚刚结束的寻找现代心灵·第九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中，我们邀请他们四位一起来聊一聊过去这五年中，在共同的困境之外，那些仍然带给我们感动的文学、电影和音乐。即使活在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中，仍然有同行人与我们一起选择快乐，选择希望。以下是这场论坛的回顾分享。

打开一扇门很难，

但打开之后想关上几乎不可能

贾行家：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五年的文学、电影和音乐，这个话题最重要的限定词是“这五年”。这五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请周老板开场。请问周老板这五年怎么过的，您有什么感受？

周奇墨：五年前，也就是 2018 年，我刚在北京的南二环法华南里附近租了我平生在北京第一个正儿八经的房子，正规的一居室。那个时候每天蹬着自行车去赶演出，还没上过脱口秀节目。我朋友给我一个称号叫“蓝调大师”，因为当时共享单车里，我觉得小蓝车最好骑，经常骑着小蓝车去演出，再从演出场地回来。因为我住在南城，我朋友还开玩笑说南城的小蓝车是不是都是我调动过去的。一般情况下别人的玩笑话我都不太会往心里去，但就那一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当然我会觉得有点可怜自己，好像是有点苦哈哈的，骑着小车奔来奔去。现在五年过去了，到今天为止，我对自己的状态还是很满意的。我在职业上肯定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我在精神上更有主心骨了。说得直白一点，我刚工作、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对很多问题都有困惑。那个时候我经常逛“知乎”，很多问题我都看“知乎”：人为什么活着？人该怎么跟亲人相处？亲情是纯粹的吗？友情是纯粹的吗？恋爱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挣不到钱怎么办？到今天，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的疑问变少了，不太有大的问题让我感到不安、动摇。

其次，我感觉自己在身体上有点返祖，文化上也有点返祖。我是东北人，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老想着要吃东北菜，但近两年我身体的记忆开始复苏，并且唤醒我的味蕾，我现在在上海吃东北菜。而且我现在更愿意欣赏我熟悉的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华语文化、中文文化，不像之前一样认为外国文学是更高级、更好的。

我特别喜欢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里的主人公每天无所事事，案子发生在身边也不是很上心，天天去酒吧喝到头痛，然后去咖啡馆喝杯咖啡醒一醒。我很喜欢这样每天漂泊的状态，现在也仍然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但它确实没有很贴近我的生活。一直以来我都以一种猎奇的角度去看这部小说，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经历过这种酒吧文化，我的父辈也不会无聊就去酒吧、咖啡馆消遣。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熟悉的东西。有一次我听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有一句词用了台湾的歌仔戏，“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放下西凉/无人管”，词一出，唢呐一响，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之前不听戏曲，唢呐也是我大爷农村家里死人的时候才听到有人吹。我什么时候喜欢过唢呐呢？但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我身体的记忆就被唤醒了，歌曲跟我成长中的所见所闻一下子共振了，于是乎情感突然充沛起来，有种莫名的伤感。

班宇：五年前的今天，2018 年 10 月，我第一次在一间小屋子里见到了自己的第一本新书《冬泳》。我从沈阳来到北京，我的编辑罗丹妮老师跟我说书印好了，把这本书给你，你还需要签一些名，然后我就在小屋里开始签名。当时签了两三百本，那些书堆在我面前，把我挡在后面。我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门在这里，我坐在后面，书堆在我前面。我仍然深刻地记得当时的情绪，首先是有点懵，以前没想过自己能写小说，能出书；然后是既忐忑又有点兴奋，毕竟我写的这些东西不再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流转，而是要面向读者朋友们，面向更广阔的市场，而且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对于好坏既没有预估，也没有期待。这种晕乎乎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回到沈阳之后，我发了条微博，说这本书开始预售了。

至于这五年来我都做了什么，我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过，自从写小说以后，我发现有的时候想打开一扇门挺难，但打开之后想关上几乎不可能。我发现我的生命时间是以我的小说进行度量的，我并不能清楚记得去年的此时我在干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大概记得哪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心态下完成的。我觉得我的生命重新有了一个计量方式，那就是小说，是文学。

很多朋友们形容今年像是从一场梦里醒过来，我的感受不一样。我的感受是我正在渐渐睡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天 24 小时我们都处在一种非常警惕的状态，经常有无数的事件发生，这些事件不断触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精神和身体都非常疲惫。一旦松驰下来，我就觉得我想休息，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了。我现在休息了一年，感觉还是没有完全从这场梦里苏醒过来。虽然有一些事情大家今天谈起来觉得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但有的时候我心里会忽然一惊，会觉得那就是我白天的经历，我今天晚上还没睡踏实。

这五年中有一张唱片我特别想谈谈，这张唱片我反复听了数次，时长 44 分 22 秒，已经成为我另外的一种计量方式。比如我今天早上赶飞机，我就在飞机上听这个唱片，唱到哪首歌我心里就会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张唱片就是万能青年旅店的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它跟我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绑定在一起，我非常爱这张唱片。

我们的主题是“寻找现代心灵”，这张唱片就是一张完全属于当代、完全属于此刻的叙述，它叙述的视角不是人，或者说不只是我们，而是太行山上的山雀、飞鸟、树木、石头——一颗石头在山上爆炸落下来以后形成前面小池塘里的碎石，以那些石头为阶梯、藩篱。我反反复复听这张唱片，其中不只有人间明和暗的时刻，也许还隐藏着我生命的另一条通道。这张唱片非常动人，甚至比他们的第一张唱片还要好。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戴锦华：他们两个人讲的都是开启并且经历成长的五年。对我来说，这五年则是被迫收缩，经历未名状的无力感，不得不意识到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我是多么无知、多么无能的五年。

无论怎样，疫情开始前的那个段落，我们似乎进入某一种状态，大家都很忙碌，而且生活很丰富，各种可能性在打开。在 2018、2019 年我开始收敛我的怀疑论，开始有一点振作，接受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这么多可能性。2020 年的春节来了，新冠开始了。起初，我的状态很好，赶快关起门来补我落下的重要电影——1999 到 2009 年这十年，我基本退出了社会公众舞台和学术界，后来才突然意识到我漏掉了一代导演，当时甚至觉得这段闲暇弥足珍贵，但它就这样延续下去了，三年之久，整个世界无处可逃，无处可免，生活的最基本系数都不知道，“明天住哪里，取决于你的邻居”。

今年伊始，我的震惊在于我们所有人仿佛处在噩梦醒来的早晨，终于恢复正常了，便迅速把三年极度异常的生活遗忘。今年对我来说是一场新技术革命、通用人工智能迅速带领人类跨过临界点的重要节点，我们没做任何准备，一步就迈过去了。

我确认了我对今天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以前的知识都没有用，我们所有的比附都是笨的和自欺的。对于我来说，我试一试去寻找新的知识，试一试去寻找新的可能。经过五年，我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随时可以接受死亡了，我走过了我饱满的一生，没有更多的遗憾，活着就继续做让我快乐的和自以为有一点价值的事情。

没有新语言的时代

贾行家：周老板，这五年给你印象最深的，能够当作你自己的镜像那样反反复复去看的作品，能否回忆一下有哪些？为什么？

周奇墨：我能想起来的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作品，是《爱情神话》和《漫长的季节》。《爱情神话》大概的剧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就记得当时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一部符合我心中预期的展现城市生活的当代电影，不扭捏地讲述了城市生活中的男女关系，用当代的价值观去谈论性和生死。

这部电影去除了我所谓的洋气羞耻。洋气、时髦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当代大都市里的人际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我看的东西太少了，我之前看的影视作品，哪怕是拍现代、当代的题材，都觉得很模式化、刻板化，里面的角色不像我身边会有的人。看《爱情神话》我会觉得这是最当代的、最都市的人的生活，反而挺接地气的。

电影《爱情神话》

《漫长的季节》很多人已经说过很多赞美之词了，对我来说这部电视剧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些时间点连起来了。从我非常主观的感受来说，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基本上是断层的：玄幻修仙剧，往往设置在一个架空的朝代；清朝古装剧，大家没日没夜地宫斗，使各种阴谋诡计；再就是打鬼子，没日没夜地打鬼子，天天打，月月打；再一睁眼就是恋爱，甜宠剧你爱我我爱你；用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体现北漂人的艰苦，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信用卡没额度了——真正的北漂人住的房子和家具摆设是那样的吗？《漫长的季节》讲到 90 年代的下岗潮，最起码这个历史是跟我有关的，可以看到现在跟那时候对比什么发生了改变，什么变好了，什么又变差了。这也是我精神返祖的一个表现。

班宇：我发现我接触的做电影或是写作的朋友，都说这两年片子、书看得不太多，音乐听得不太多，哪怕是一个乐手，也说自己听得不多。真的不多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们在努力跟上现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但他们依然认为、也是真的认为“我看得太少了”。

现在上映五个片子，看了两部，还有三部没看，他们会觉得看得太少了。是不是所有人都处于知识焦虑和信息焦虑当中，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到的信息并没有完全接受到，导致发表观点的时候也不那么底气充足，很难形成自己新的判断和观念。在我读初高中的时候，也就是 05、06、07 年，大家不是这样的状态。一群听音乐的朋友说，“哥们，你听过哪些，我听得老多了”。实际上他听的唱片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不过那已经是那个时间段里他能掌握的全部资源了。

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种隐隐的刺痛我们的方式，用大量的信息、大量的知识羞辱我们这些个体，让我们显得那么孤独、那么无知。

我去年读了一本很厚的小说，哥伦比亚作家穆蒂斯的《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我很喜欢这本小说，这是一部讲海洋的小说。我个人对于一切跟海洋相关的小说都有偏爱，比如说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海上有着另外一套政治、道德与法律，那些船全是由当时看似先进的中西腹地欧洲驶向第三世界。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就讲到了一个水手路过丛林，感染热病，跟里面的原始居民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读这部小说不是为了看一种奇观，那里面有一种不寻常于陆地世界的野性和磅礴的生命力，我认为这背后有一种真正的欲望在推动着。欲望是一种运动，不断推向自身的匮乏，你看到他们磅礴的欲望，同时也有血淋淋的、鲜红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朝你袭来。我觉得小说的情节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感受行文之中淋漓尽致的感觉，这才是使我触动，对我有所激励的。

这几年的电影，我很喜欢《分手的决心》。《冬泳》和《分手的决心》好像有一点点暗合的意思在。我很欣赏朴赞郁的视听语言，每一个时期都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去讲述新的故事。崔健几十年前一首叫作《时代的晚上》的歌里也这样唱，“没有新的语言”。我在度过这样“时代的晚上”的时候，很希望能看到《分手的决心》这样的电影。他有勇气用摄像机拍摄手机的画面，而且画面处理得很好；他有勇气去讲很多人觉得逻辑并不那么完满但又饶有深意的故事。我欣赏这样的勇气。

电影《分手的决心》

最后还是想说回音乐，我就讲我自己的观察。90 年代末期或 21 世纪初，在兰州、沈阳、成都搞乐队的人都只能来北京搞，不来北京就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当地连 livehouse 都没有，连演出的机会都没有。今天大家都看了《乐队的夏天》，有那么多优秀的乐队不生活在北上广，就生活在自己小小的区域里。像“九连真人”，他们的表述在我看来跟时代的脉搏切得更近。那个地方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发达，但是依旧不断面临真正的现代性理念的阐释和挑战，多股力量与本土生长起来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我对于哪股力量最终将取胜感到十分好奇，是否能够重新捏合成一条新的理解此刻的线索，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

我特别喜欢惘闻乐队，这是一支绝对有着国际水准的后摇乐队。他们一直生活在大连，也写了很多关于北方城市、关于他们自己内心的作品，并且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贾行家：穆蒂斯也是拉美文学爆炸的那一代，那一代的拉美作家是全世界游走的。前面班宇讲了为什么大家都要往北京来发展，之前和阿乙老师聊天，他提到了其他的观点。虽然大量的信息流转使我们变得非常急迫，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机会，能够把根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将叶子伸得非常长、远，使得我们能够在各种维度上行走世界。我想请戴老师说说，您这五年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趋势您有什么观察？

戴锦华：我先说最朴素的一个感觉，我有点困惑和不满：一旦成了成名作家、成名导演，他们就不看小说了，他们不看电影了。

今天上午跟唐诺对话，就想起侯孝贤导演，他是一个疯狂的小说读者，他和朱天心、朱天文、唐诺等人疯狂地传看小说，谁看到一本好的赶紧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读。我去台北的时候上他那儿打听最近有什么好的小说，听他们大量筛选、吞吐，严肃的、通俗的、类型的、得奖的，同时可以跟他们谈电影，在任何观影场合都有可能遇见他们。我以为这是我心目中艺术家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成名导演每天都在组一帮人谈选题，谈下一部片子拍什么好，从哪儿找钱。

第二个朴素的回答，整体上看，我觉得大众文化时代终结了，现在都是分众。之所以你觉得你没看过，他看的不是你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一样。就算我跟你的关注点一样，两个人还是没有看到共同的作品，这是另外一个状况。

第三个，如果你老在院线里看电影，你就会一直处在有电影没看的状态。院线完全在票房的追逐之下，看哪个能卖钱。一些小片子上了院线，你得赶场，明天有一场你就得先去看。那一场经常放在工作时间，上班没法看，下班了去可能就下线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看没看电影，读没读小说，问题的回答不是一件事。今天早上我跟唐诺老师对话的时候，他就说网络小说不能看，不是霸道总裁，就是新入学的女同学后来发现是百万富翁。我就说，唐诺老师你闭嘴，这种网文是有的，还有很多是别的。他看了三百部网络小说，我至少看了有一千部，当然我还看了另外一千部严肃文学。

我自己的阅读吞吐量比较大，这一点我敢说自己可以碾压任何专家。虽然我看的网文比较多，但仍然是不可穷尽。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说我研究什么领域，我可以说我穷尽、覆盖，数码时代没法穷尽，在任何更细微的领域都不能穷尽。

在这个情况下不用焦虑，因为你已经知道你不可穷尽，同时你得知道太多的东西是你不能抵达的，你得知道你的有限性。

前面说到我在疫情期间大量地补看电影。我可以跟大家吹一个小牛，在疫情期间我恢复了用手和笔记本写东西，不用电脑，因为我怕我变成文盲——我已经遇到上课的时候要写一个板书，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了汉语拼音的情况，因为平时汉语拼音输入使用惯了。我是中文系教授，这是不可原谅的状态。另外一个原因，书面的书写有某种隐私性，任何东西放在电脑上，一旦电脑联网，你就已经准备好它以任何方式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和场域中。在疫情期间我做了九个笔记本的观影、读书笔记。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跟大家分享和推荐几部属于广义的艺术电影脉络的电影，我常常推荐。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燃烧》，我在无数地方讨论它、推荐它；所谓新一轮日本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和《偶然与想象》；韩国导演李濬益的作品我始料未及地很喜欢，《兹山鱼谱》这部电影对我最大的震动是，我知道韩国电影已经在整体工业类型、艺术水准等意义上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在反省西方冲击之下儒文化圈自我的意义上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感到非常震动和惭愧。我们这个行当一张嘴就是古今中西坐标，但在这个坐标系里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电影《燃烧》

今天我们到底是谁？有一次我上完课，有一个姑娘，应该是我们学校的硕士生，特别诚恳地问我，“你讲西方文化，我这样在儒文化中长大的人，我该怎么理解你的问题？”我非常惊讶，她说她是在儒文化之中长大的。我们有一个幻觉，认为中国人是在儒文化中长大的。但我们几时是在儒文化中长大的？我们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长大的。这是某一种主流话语下建构自我的错认。就算对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的意义进行思考，我们也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在哪里。《兹山鱼谱》打了我一下，它描述了韩国遭到西方冲击时士大夫的那一段小小的经历。

2019 年法国版《悲惨世界》对我也有很大震动，叫作《悲惨世界》，但其实和雨果没什么关系。当时，我看了很多国内国外的评论，也写了很多笔记，把它当作寓言解读，读出了很多批评者所隐示的东西。最后我读到一个访谈，其中提到故事电影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社区真实发生的，电影里除了一个职业演员其余全部都是素人演员，导演就是从小拿着 DV 机和无人机给警察捣乱的小混混，用这样的真实社群经验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可以放在艺术电影所有的批评和解读序列中，回答了我们很多问题：真实可不可以到达？电影和文学当中应不应该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作品回答了。这样的东西不是在各种主流院线或者评价系统当中能够找到的。

侯导在我心目当中

是最伟大的亚洲导演

贾行家：戴老师，我有一个个人的愿望，您能再介绍一下侯导，介绍一下侯导的电影语言吗？我们大家都被好莱坞的语言驯化得差不多了，进入侯导的语言是需要一些辅导的。能请您给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辅导吗?

戴锦华：大家最近一次听说侯孝贤导演，是因为一则坏消息终于传了出来：侯导罹患了阿兹海默症。文化名人罹患阿兹海默症，大家都感觉受到重创——用脑子的人不应该得这样的病。到现在为止阿兹海默症在全球医疗界连发病基本的病理都不了解，更不要谈去战胜它了。

而这一次新冠在全球范围之内收割老人，仿佛扛着镰刀的死神。在意大利，成批的老人死去，医院不再给 60 岁以上的老人使用呼吸机。我当时还没到 65 岁，现在快了，如果在我 65 岁的时候让我选择，我愿意把呼吸机让给年轻人。65 岁以上的人已经被放置在可死亡范围内。让我不能忍受的是，65 岁以上的老人在战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但他们还没死绝就开始为其写悼词、葬埋送别了。

实际上世界范围内 83 岁以上的人群中阿兹海默症的发病率非常高，而现在人均寿命又急剧地拉长。这是你们年轻一辈的祖父母作为老年人可能要遭遇的状况，也可能是现在中年人可望可及的未来。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人类二三十年了，我们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前几年才开始在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引发一系列对伦理、社会、家庭、个人等所有问题的重新再界定。

我自己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十年前了，现在已经没那么悲观了，病情的发展也没想象中那么快。这次是因为一个英国朋友没有遵守大家的默契和规定，把它披露出来了，所以才被公之于众。

对我来说，仍然像几周前我在北大百年大讲堂跟同学们一起看《悲情城市》时的感觉——我们这些经历了整个华语地区民主化和经济起飞等社会过程的一代人，我们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自己走向历史垃圾堆的时刻大概已经到了。但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们是参与塑造今天的世界，推动这个世界变化，同时也在变化中改变自己的一代人。

电影《悲情城市》

侯导在我心目当中是最伟大的亚洲导演。韩国导演李沧东是因为看了侯导的电影才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的，于是才转向拍摄电影；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亚洲导演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不断介绍自己是侯孝贤导演的学生。今天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导演，大家都是通过看电影学拍电影，通过读小说开始写小说。我们这种文化生态使得最朴素的原创性很难迸发出来，每每想要表述，一下笔就想到有无数人写过这个情境。侯孝贤导演的影片在欧美扬名的时候，一个法国人的评论最中肯，法国人说侯孝贤导演是绝无仅有的，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直接变成了电影，而不是依据别的电影语言规范、艺术规范来拍电影。

事实上也是这样，看侯导的电影你做多少功课也没用，你不能够携带着你对电影的任何期待进入，只有赤裸的你去和那个电影相遇。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睡着了，我理解你；你要没睡着，那么你经历的改变将是不会被抹除、不可逆的。侯导就是这样的导演。他当然是台湾社会急剧变化、华语世界急剧变化的记录者，但同时他的电影不只关于台湾，也不只关于华人世界或者关于某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我一生当中一直对与艺术家交朋友很谨慎，但我非常骄傲我是他的朋友。

贾行家：我今天早上还在看《青梅竹马》这部电影。《青梅竹马》不是侯导导演，而是他主演的电影。他还参演了一部电影，《风柜来的人》，他在里面扮演姐夫。侯导自己爱用一个词“好男好女”，人最动人的样子就是在那样的场景里。请大家记住那样的侯导，一个人过了这样的一辈子，我很羡慕。

另外我还想推荐一本小说，是 1998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以往被中国读者熟知的是他的《修道院纪事》，而读《失明症漫记》这本书会让我们在很多方面有所收获。在前三年，我会推荐大家阅读加缪的《鼠疫》，那个时候我们要解决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到了今天，像班宇老师说的，迷迷糊糊地醒了又想睡。我就不剧透了，大家还是要买一本纸质书去读一读发生了什么。

是否打动人，

始终是作品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贾行家：几位嘉宾的一个共同属性就是你们都是在输出创作的人。你们觉得创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想要跟大家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周奇墨：我比较看重的还是真诚。真诚往往出于一种人类最为基本朴素的情感。时代一直在发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伦理体系。封建时代和现代在生活方式和伦理等方面都差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以真诚写作的作品，现在读来也一点都不违和，读者还是能够体验到其中的情感。我现在看书、看表演，包括看影视作品，我自觉能够体会到这个人的真诚，我就会很喜欢。

贾行家：班宇老师说到电影《分手的决心》与他的小说暗合，我认为很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在电影的结局，女主角坐在沙坑里消失，班宇的所有人物都是这样的，最终都归于消失。好的小说家的故事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看到这是班宇写过的故事，那我就不写了。处于这样的创作状态，班宇你怎么选择你的故事，怎么讲你的故事？

班宇：刚才戴老师说完以后我才想起来，这几年里我最喜欢的电影不是《分手的决心》，而是《燃烧》。我想讲一讲我理解的《燃烧》。

首先这是一个小说改编的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烧仓房》。村上的那一篇小说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这篇小说有一点致敬福克纳的《烧马棚》的意思。在我看来，福克纳是一位核心力量特别强的作者，这里我指的是语言的核心运用能力。村上那篇小说在我看来非常“村上”，稍微有一点轻。前两天我跟朋友聊起这本小说，他形容这本小说好像是虚实之间的一个人一直走在悬崖上，你也不知道他最后的结果如何。而李沧东特别厉害，把小说完全改了一个形式。最触动我的地方在于，李沧东讲的也许是在现代、当代一个人新的仪式化的完成，包括女主角说到非洲土著讲灵魂的饥饿，男演员刘亚仁脱光了在燃烧的车里面，表现了一个“新”人在此刻如何诞生或者毁灭的状态。在这一点上，《燃烧》讲述的是完全切合我们时代的话题。

电影《燃烧》

创作中首要的东西是什么？作为小说作者我不会说自己小说看得少，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大家，包括我在内，通过小说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目前、此刻，都是有点错位的，有种没跟上拍的感觉。周老板刚才说真诚，我马上想接勇敢，勇敢是人的一种原品质。说起来这个词特别虚，勇敢在今天太难得了，难得的不是你敢于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真的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态度，并且把它清晰地按照自身的思维逻辑表述出来，否则就可能是“莽撞”，或要用其他的词来形容了。

我的小说很喜欢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并不是我不能够写作全知视角的小说，而是我想跟小说人物有同呼吸的感觉。我想进入他的状态以期达到某种至少是我自负地认为的所谓真实的感受和直觉，我可以通过小说去选择我的人物或者我自身的另外一种命运。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小说创作中最愉悦的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

任何对于时代有创造力的表达，

都特别好

贾行家：刚才戴老师提到她的九大本笔记，里面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戴老师才看了几分钟就关掉了的？

戴锦华：我一生当中基本恪守了这本小说只要打开就要看到最后一页，电影开始就要把它看完的原则。我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有一些电影我是真的看不下去，通常也是因为电影表达的价值观和电影语言都太恶俗了，当这两个恶俗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看了。我的生命已经是倒计时了，不能再浪费了。

贾行家：您做批评、做研究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作品的定位和价值？您是怎么做分析的？这其中您觉得什么最重要？

戴锦华：我一生的失败和一生的自我肯定都在于“我任性了一辈子”。我没什么标准，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框架，我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喜欢一部作品，其中有一个衡量尺度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它有没有感动我。我真的是一个艺术电影的观众，很多人用各种恶毒的修辞来描述他们如何不喜欢艺术电影，天底下就没有喜欢艺术电影的人。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看艺术电影的那种快乐？如果有一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导演或者作品我不喜欢，是因为没有任何感动我的东西。对我来说除了这一条之外，我自己的审美宽容度挺大的，对各种不同风格，对不同影片我都可能很喜欢。

班宇：您期待在中国看到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或者希望中国出现什么样的作品？

戴锦华：我期待看到好作品。

贾行家：这话特别戴老师。

戴锦华：说真的，如今很难有完全原创性的电影作品。只要真诚地、勇敢地，用一个准确的、当然最好是有创造性的方式，对于这个时代、对于生命表达了一点属于你自己的认知，我都会觉得特别好。

我们中国有 13 亿之众的人口基数，我们有理由出现各种风格不同的导演，有理由取得多样性成就。我当然更期待我们的艺术电影，期待我们的导演能够用原创的方式把握我们的当下。同时我们也缺好的类型导演，我们也缺商业大制作的导演，我们哪方面都不够，哪方面出来我都会非常高兴，尽管我更期待好的艺术电影，好的原创性表达。

带着希望

一同抵制自觉绝望的思想

贾行家：最后请在座三位嘉宾从五年来的人生体验，或者遇到的文学作品，给大家提一个建议，或者表达一个小小的希望。

周奇墨：我不敢提什么建议，就希望大家抱着更多元的心态去欣赏一切作品。就我所从事的这种艺术形式而言，你讲问题的 A 面，观众会默认你忽视了问题的 B 面，我们也知道，只不过在场只能讲 A 面，A 面才有劲。它是片面的，完整的东西需要在生活中还原，如果你观看的心态开放一些会更好一些。

班宇：即便我刚才说很多同代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点匮乏，此刻青年小说家的作品还是值得关注。大家应该看一看我们同时代的人在写什么，在想什么。

戴锦华：我想可望可及的未来几年，可能会越来越艰难，我希望大家挺住，挺过去。

贾行家：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句话，据说是莎士比亚写的，那句话是：“希望是恋人的手杖，带着它前行，可以对抗自觉绝望的思想。”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都是“手杖”，三位嘉宾的寄语也是“手杖”，我们带着它一起抵制自觉绝望的思想。打一个响指，我们选择快乐，选择希望，选择走过去。

本文转载自“单读”公众号，感谢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 吴辰煜

推荐阅读

（记得给海螺Caracoles星标哦！）